由于商法行为在本质上是以表意为特征，加上合同自由和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使得隐名股东具有存在的空间，但是，隐名股东的存在又有悖于交易秩序与安全，违背了民法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背离了现代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并引发相关法律问题；因此有必要加以探究和立法规制，在制度安排上，既有利维护隐名股东的合法权益，又保护交易秩序与安全。
一、隐名股东的法律特征
隐名股东是指为了规避法律或出于其他原因，借用他人名义设立公司或者以他人名义出资，但在公司的章程、股东名册和工商登记中却记载为他人的出资人；与此相对应，显名股东（或挂名股东）是指记载于工商登记资料上而没有实际出资的股东。
隐名股东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隐名股东依隐名出资人与显名出资人之间的契约关系而产生，即双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民事合同关系；
2、隐名股东合同为双务、有偿、诺成及不要式合同；
3、隐名股东出资的标的主要为货币，不能以登记产权转移为形式要件的实物、权利、技术等进行出资；
4、隐名股东主体资格具有多样性，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公司。
二、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是否应该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身份，时常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应在司法实践中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地位，法律依据是我国公司法并未明确禁止隐名股东；法理依据是隐名股东制度的确立是合同自由和意思自治的体现，完全符合契约自由、私法自治的意旨。因为商法行为在本质上是以表意为特征的民事行为，隐名股东也是契约的一方，在契约中承诺将自己的某一财产或资产交由其他一个或者多个股东支配，由这些股东进行实际支配经营，交付者获得一定收益。这种特殊契约与一般的合同并无本质的区别，只要双方达成合意，且不存在恶意情形，就不应该否定这种契约的法律效力；另外，公权力不应过多干预私权。商法就其性质而言属于私法，而公司登记行为则系行政法律行为，体现国家意志，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规定，属公法范畴，公法以私法为根基，公法与私法间的架构应以私法为主，不能因为隐名股东形式特征的不规范就轻易否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另一种观点认为，隐名股东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不应确认其股东资格，隐名股东不具备股东的法定形式特征，法律规定的股东的形式特征应是工商部门登记、公司章程、股东名册的记载，而实质特征是签署公司章程、实际出资、取得出资证明与实际享有股东权利。形式特征中以工商登记公示性最强，其效力应优先其他形式特征；另外，隐名股东的存在有悖于交易秩序与安全。保护交易安全已成为现代民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隐名股东制度违背了民法中基本的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背离了现代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不但不应被赋予法律上的股东资格，而应属于隐瞒、改变法定登记事项的违法行为，应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以上两种观点都具有可取之处，由于我国现行公司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公司法对股东资格取得的方式和具体标准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司发起人在设立公司过程中的股东身份登记行为到底是设权性的行为还是证权性的行为并不明确，导致司法实践处理此类纠纷意见不一致、不统一。所以，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既不能简单的否定，也不能完全肯定，应针对不同的情况，区别对待。在司法实践中，常见的与隐名股东有关的纠纷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涉及公司内部关系的纠纷，主要有公司利润分配纠纷、隐名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纠纷、对内承担责任纠纷、出资纠纷等；另一类是涉及公司外部关系的纠纷，主要有对外被视为公司的股东主体问题、隐名股东或显名股东向外转让股权纠纷等等。面对这两类不同的涉及隐名股东问题时，应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处理公司法问题的这一基本原则，从公司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两个角度入手。具体而言，其一、在处理公司内部关系引发的纠纷时，主要应遵循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就权利义务分配达成的契约与一般的民事契约没有本质区别，只要双方意思一致且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在公司内部，这种契约改变的仅仅是公司股东间的权利义务分配而已，并不涉及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只要这种契约属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属善意，就应该确认该契约的法律效力，从而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其二、在处理公司外部法律关系时，则应遵循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维护交易秩序和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公示主义原则和外观主义原则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确保商事主体的信用和正常的商事秩序。在涉及第三人时，则要首先迅速、准确、权威的判定隐名投资人和显名投资人谁是法律所确认的股东，因为登记的形式主要是对外，是为第三人更容易判断和辨识，在与公司以外的第三人的争议中对于股东资格的认定比实际特征更有意义，也更容易辨识。股东在法律上表现的实质特征的功能主要是对内，用于确定股东之间的权利义务，在解决股东之间的争议时实质特征意义优于形式特征，而签署公司章程反映行为人作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效力又应优于其他实质特征，所以在与公司交易时认定股东资格的凭证应当是工商登记，显名投资人应被确认为公司股东。既然显名投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并拥有股权，那么就有与第三人交易的自由，至于其是否实质上拥有股权，则要看其与隐名投资人的协议约定，这便属于公司的内部问题了。对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应以形式为准，凡是已经工商登记的事项，除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属于虚假陈述外，均推定为真实事项并具有法律上的公信力，隐名股东对确信登记真实而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得以具备股东实质特征对抗，以此维护交易安全与效率。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之间约定，对公司不产生效力，实际出资人不得向公司主张行使股东权利，而只能首先提起确认股权诉讼。
三、隐名股东的法律责任
（一）在公司合法有效成立的情况下
1、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其他股东及公司之间
当事人对股东资格有明确的协议约定，公司内部股东知道或应当知道这一事实，隐名股东在事实上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和资产收益，已实际以股东身份行使权利，应确认其股东资格，保护其应有的股东权益，对内承担法定股东责任。若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为股东或者承担投资风险，且实际出资人也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未实际享受股东权利的，显名股东实际行使和操纵因隐名股东出资带来的股东受益，公司其他股东对隐名股东的股东受益存在事实不知情。这时双方之间关系名为隐名股东实为投资借款，不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关系，可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
2、隐名股东与第三人之间
隐名股东作为公司实际股东，应在显名股东认缴的出资额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即与显名股东一起对公司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
（二）在公司未依法成立的情况下
因未达到法定最低注册资本金、公司人格被否认等情形致使公司未依法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不具备法人资格，实际出资人更谈不上股东资格认定，隐名股东与显名股东及其他股东的关系，则如同合伙关系，企业开办者（包括实际出资人和挂名出资人）应对“公司”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挂名股东（显名股东）若承担了连带责任，有权向实际出资人（隐名股东）追偿。
四、对隐名股东制度的立法建议
在我国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可行且必要的，首先，确立隐名股东制度是现实生活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尽管《公司法》规定股东姓名或者名称应记载于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工商登记材料，但在实际生活中，只提供资金、实物，约定参与盈余分配，但不参与公司经营和管理的隐名股东大量存在。隐名股东形式在公司运作和现实经济生活中频繁出现这一客观存在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法律应及时予以明确，并加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和调节；其次，隐名股东制度符合合同自由和当事意思自治的法制原则；再次，隐名股东制度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投资积极性，更大限度地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缓解生产者、经营者对资金需求的压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创造社会财富。对于立法，可分两步进行，即可由最高人民法院先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隐名股东制度予以确认，使审判实务中处理相关问题有法可依，在时机成熟时再修改《公司法》，予以正式立法确立。
